Vitalik Buterin： 别了，我的童年

作者： @VitalikButerin

翻译编辑：@hiCaptainZ

原文地址：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24/01/31/e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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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过去的两年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回忆之一是在黑客马拉松活动上演讲，参观黑客聚居地，并在黑山进行 Zuzalu 活动。我看到那里有一些比我小整整十年的人，他们在各种项目中担任领导角色，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开发者，包括加密审计、以太坊第二层扩展、合成生物学等等。在 Zuzalu 核心组织团队中，有一个 21 岁的 Nicole Sun，一年前她邀请我去参观韩国的一个黑客聚居地：一个约有 30 人的聚会，我第一次记得自己明显是房间里最年长的人。

当我和那些黑客聚居地的居民一样年轻时，我记得很多人都在夸赞我是其中一个像扎克伯格等一样改变世界的年轻天才。我对此感到有些不自在，既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关注，也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把 “wunderkind”（奇才）翻译成德语，当它在英语中完全可以表达。但是看着所有这些比我更年轻、走得更远的人，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那曾经是我的角色，那现在已经不再是了。我现在扮演着一种不同的角色，是时候让下一代接过曾经属于我的责任了。

通往首尔黑客聚居地的小径，拍摄于 2022 年 8 月。我拍照是因为我无法确定我应该进入哪个房子，我正在与组织者沟通以获取这些信息。当然，最后发现这个房子根本不在这条路径上，而是在右侧大约二十米远的一个更加显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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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命延长的支持者（即通过医学研究确保人类可以活上千万年的意思），人们经常问我：生命的意义不是与它的有限性紧密相关吗？你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你必须好好享受吗？历史上，我的直觉一直是排斥这个观点：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事物是有限或稀缺的，我们往往更加珍惜它们，但认为一个漫长的存在会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比完全不存在还糟糕，这实在是荒谬的。此外，我有时会想，即使永生事实上被证明是那么糟糕，我们总可以通过选择发动更多的战争来同时提高 “刺激”，降低我们的寿命。我们今天中的非反社会者拒绝这个选择的事实，对我来说强烈暗示，一旦成为可行选择，我们也会拒绝对生物死亡和苦难这样做。

然而，随着我年岁的增长，我意识到我甚至不需要争辩这一点。无论我们的生命是否有限还是无限，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美好事物都是有限的。你认为永远的友情最终会慢慢消逝在时间的迷雾中。你的个性可以在 10 年内完全改变。城市可以完全改变，有时是好事，有时则相反。你可能会搬到一个新的城市，重新开始熟悉你的物理环境的过程。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有限的：你可能会建立一个关于你对最高边际税率和公共医疗保健的看法的整个身份，十年后，当人们似乎完全不再关心这些话题，而转而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用在谈论 “觉醒”、“青铜时代思维” 和 “e/acc” 时，你可能会感到完全迷失。

一个人的身份总是与他们在更广泛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紧密相连，而在十年的时间里，不仅一个人会改变，周围的世界也会发生变化。我之前写过的一项关于我的思考变化是，我的思维涉及的经济因素比十年前少了。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加密生活的前五年中，我花了大部分时间试图发明数学上可证明的最优治理机制，最终我发现了一些基本的不可能性结果，使我清楚地认识到：（i）我正在寻找的东西是不可能的，（ii）使现有的缺陷系统在实践中成功或失败的最重要变量（通常是参与者子群之间的协调程度，但也是其他我们常常将之视为 “文化” 的事物）是我甚至没有建模的变量。

以前，数学是我的身份的主要部分：我在高中时参加了很多数学竞赛，很快在涉足加密领域后，我开始大量编写代码，涉及以太坊、比特币以及其他地方，我对每一种新的密码协议都感到兴奋，而且经济学对我来说似乎也是那个更广泛世界观的一部分：它是理解和改进社会世界的数学工具。所有的这些部分都完美地契合在一起。现在，这些部分连接在一起的程度稍微有些减弱。我仍然使用数学来分析社会机制，尽管目标更多地是提出关于可能有效和减轻最坏情况下行为的初步猜测（在现实世界中，通常由机器而不是人类执行），而不是解释平均情况下的行为。现在，即使支持与十年前相同类型的理想，我的许多写作和思考也常常使用非常不同类型的论点。

现代人工智能令我着迷的一点是，它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数学和哲学上参与到引导人际互动的隐含变量中：人工智能可以使 “情绪氛围” 变得可读。

所有这些死亡、诞生和重生，不管是思想还是人的集合，都是生命有限的方式。这些死亡和诞生会在一个我们活了两个世纪、千年，或与主序星一样的寿命的世界中继续发生。如果你个人觉得生命中没有足够的有限性、死亡和重生，你不必发动战争来增加更多：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做出同样的选择，成为数字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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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乌波尔的炮声不断响起。"

我仍然记得在丹佛的酒店房间里，当地时间 2022 年 2 月 23 日晚上 7:20，焦急地盯着电脑屏幕。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同时浏览 Twitter 以获取更新，并一次又一次地联系我父亲，他和我有着相同的想法和恐惧，直到他终于回复了我那个命中注定的消息。我发了一条推文，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然后一直在关注着。那天晚上我熬夜很晚。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看到乌克兰政府的 Twitter 账号在绝望地寻求加密货币捐赠。起初，我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我非常担心这个账号被人机会主义性地黑了：也许是俄罗斯政府本身，利用所有人的混乱和绝望来偷些钱。我迅速采取了 “安全思维” 的本能，立即开始发推警告人们要小心，同时通过我的社交网络寻找可以确认或否认 ETH 地址是否真实的人。一个小时后，我确信这确实是真实的，我公开传达了我的结论。大约一个小时后，一位家庭成员发来消息，指出，考虑到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为了我的安全，最好不要再回俄罗斯了。

八个月后，我看着加密世界经历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动荡：Sam Bankman-Fried 和 FTX 崩盘了。当时，有人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个长长的 “加密主要人物” 名单，显示了哪些人已经倒下，哪些人仍然完好无损。伤亡率非常高：

SBF 的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混合匹配了 MtGox 和之前围绕着加密行业发生的几次动荡的各个方面。但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从 2014 年开始大多数我曾经仰望为加密行业的指导明灯，我曾经追随过的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远处看我的人通常认为我是一个高度执行力的人，可能是因为这是人们对 “主要人物” 或 “项目创始人” 以及 “辍学” 的期望。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小时候所推崇的不是创造一个独特的新项目的创造力，也不是在一次千载难逢的时刻表现出的勇气，而是成为一个守时出勤、完成作业并取得 99% 平均分的好学生。

我辍学的决定并不是出于信仰而做出的一种大胆的举措。它始于我在 2013 年初决定在夏季参加 Ripple 的 co-op 实习工作。当美国签证问题阻止了这一计划时，我改而在夏季与我的 Bitcoin Magazine 老板和朋友 Mihai Alisie 在西班牙一起工作。在八月底，我决定花更多时间探索加密世界，因此我将我的度假延长到了 12 个月。直到 2014 年 1 月，当我看到数百人欢呼鼓掌，支持我在 BTC 迈阿密介绍以太坊的演讲时，我终于意识到，我已经做出了永远离开大学的选择。我在以太坊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响应其他人的压力和请求。当我在 2017 年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时，我没有试图安排这次会面；相反，是其他人提出的建议，我几乎是 “好的，当然可以”。

现在，五年后，我终于意识到（i）我曾经是在为一个种族灭绝的独裁者合法化行为上的同谋，以及（ii）在加密领域内，我再也不能坐在一边，让神秘的 “其他人” 主导局势。

这两个事件，虽然在其悲剧类型和规模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给我留下了一个类似的教训：我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有责任，我需要有意识地行动。无所作为，或者生活在自动驾驶模式下，让自己简单地成为其他人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一种安全，甚至也不是一种无可指责的行为方式。我曾是那些神秘的 “其他人” 之一，我有责任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果我不这样做，如果加密领域要么停滞不前，要么被机会主义者掌控得更多，我只能责备自己。因此，我决定仔细考虑自己是否参与他人的计划，并更高效地制定自己的计划：减少与那些只把我视为正统性来源的随机有权势的人进行的没有计划的会议，而多些像 Zuzalu 这样的活动。

2023 年春季的黑山，Zuzalu 的旗帜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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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谈谈更愉快的事情，或者至少是像解数学难题一样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而不是像在跑步中摔倒并需要走 2 公里去寻求医疗帮助那样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不，我不会分享更多细节；互联网已经证明了它在将我卷起的 USB 电缆的照片转化成完全不同事情的互联网 meme 方面表现出色，我当然不想给那些人提供更多的弹药）。

我以前曾谈到过经济学角色的变化，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动机（以及协调：我们是社交性动物，所以这两者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以及世界正在变得 “密林重重”：政府庞大、商业庞大、犯罪团伙庞大，实际上任何 X 的 “庞大” 都会不断增长，它们之间的互动将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复杂。但我还没有如此多地谈论这些变化对加密空间本身的影响。

加密行业诞生于 2008 年底，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比特币区块链的创世区块包含了对英国《泰晤士报》一篇著名文章的引用：

比特币的早期 meme 受到了这些主题的极大影响。比特币的存在是为了废除银行，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银行是不可持续的庞然大物，不断制造金融危机。比特币的存在是为了废除法定货币，因为银行体系不能存在于没有基础央行和他们发行的法定货币的情况下 —— 而且，法定货币使货币滥发成为可能，可以资助战争。但是在那之后的十五年里，整个更广泛的公众话语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关心货币和银行。现在被认为重要的是什么？嗯，我们可以问问运行在我新的 GPU 笔记本电脑上的 （Mixtral 8x7b）的 AI：

再次强调，人工智能可以让 “情绪氛围” 变得可读。

没有提到货币和银行，也没有提到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全球列出了贸易和不平等作为关注的问题，但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讨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更多地涉及物理世界而不是数字世界。原始的加密故事是否越来越落伍？

对于这个难题，有两种明智的回应，我认为我们的生态系统从两种都可以受益匪浅：

提醒人们金钱和金融仍然重要，并在这一领域为全球未受服务的人提供优质服务。

超越金融领域，利用我们的技术来构建一个更全面的替代性、更自由、更开放和更民主的技术堆栈愿景，以及如何朝着一个广泛更好的社会，或者至少是帮助那些今天被排除在主流数字基础设施之外的人的工具。

金融领域仍然重要，我认为加密行业在那里提供价值的位置是独特的。加密是少数真正高度分散的技术产业之一，开发者遍布全球各地：

数据来源：Electric Capital's 2023 crypto developer report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访问了许多新兴的全球加密中心，我可以确认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最大加密项目总部设在世界各地各种偏远的地方，甚至是无处不在。此外，非西方的开发者通常在理解低收入国家的加密用户的具体需求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并能够创建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当我与许多来自旧金山的人交流时，我强烈感到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旧金山是人工智能的首都，因此旧金山是唯一重要的地方。"所以，Vitalik，为什么你还没有申请 O1 签证在湾区定居呢"？加密不需要玩这种游戏：这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只需要一次访问阿根廷、土耳其或赞比亚，就可以提醒我们，许多人仍然面临与访问货币和金融有关的重要问题，并且仍然有机会通过平衡用户体验和去中心化的复杂工作来可持续地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个愿景是我在最近的文章《让以太坊再次成为密码朋克》中概述的。与其只关注金钱，或者成为一个 “价值互联网”，我认为以太坊社区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我们应该创建一个完整的去中心化技术堆栈 —— 一个独立于传统硅谷技术堆栈的堆栈，就像中国的技术堆栈一样 —— 并在各个层面与中心化技术公司竞争。

以下是该表格的内容：

在我发布这篇文章后，一些读者提醒我，这个技术堆栈中一个重要的缺失部分是民主治理技术：人们共同做出决策的工具。这是中心化技术实际上甚至没有尝试提供的东西，因为假设每个公司都由一位 CEO 运营，并且监督由...... 嗯...... 一个董事会提供。以太坊在过去已经受益于非常原始的民主治理技术：当一系列有争议的决策，比如 2016-2017 年做出的 DAO 硬分叉和几轮发行减少等决策时，上海的一个团队制作了一个名为 Carbonvote 的平台，以太坊持有人可以在上面投票决策。

以太坊对 DAO 硬分叉的投票。

这些投票本质上是咨询性质的：并没有明确的协议规定结果将决定发生什么。但它们帮助核心开发者获得信心，实际上实施了一系列 EIPs，因为他们知道社区的大多数人会支持他们。如今，我们可以获得比代币持有更丰富的社区成员证明：POAP、Gitcoin Passport 得分、Zu stamps 等等。

从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我们可以开始看到加密行业如何演变以更好地满足 21 世纪的关切和需求的第二个愿景：创建一个更全面、值得信赖、民主和去中心化的技术堆栈。零知识证明在扩展这种堆栈可以提供的范围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我们可以超越 “匿名因此不受信任” 与 “已验证和通过 KYC” 的虚假二元对立，并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有什么权限做出更加精细的陈述。这使我们能够解决有关真实性和操纵的担忧 —— 防范 “外部的大兄弟”—— 以及有关隐私的担忧 —— 防范 “内部的大兄弟”—— 同时解决。这样，加密不仅仅是一个金融故事，它可以成为更广泛的技术改进故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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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实现这一点，除了讲述故事之外，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回到了我在三年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激励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通常，那些过于关注金融激励的激励理论，或者至少是一种在其中金融动机可以被理解和分析，而其他一切都被视为我们称之为 “文化” 的神秘黑匣子的激励理论，对这个领域感到困惑，因为许多行为似乎违背了金融动机。“用户并不关心去中心化”，然而项目通常仍然努力去中心化。“共识依赖博弈论”，然而在比特币和以太坊中，成功的社交运动曾试图驱使人们远离主要的挖矿或质押池。

最近我想到，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尝试创建一个基本的功能性地图，描述了加密领域 “按预期运作” 的情况，试图包含更多这些参与者和动机。所以让我迅速尝试一下：

这张地图本身是一种故意的理想主义和 “描述现实” 的 50/50 混合。它旨在展示生态系统的四个主要支持和共生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许多加密机构都是这四者的混合体。

这四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都对整个体系有重要贡献：

代币持有人和 DeFi 用户在整个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对于将共识算法和零知识证明等技术推向生产质量至关重要。

知识分子提供了确保这个领域真正做出有意义贡献的思想。

建设者弥合了鸿沟，试图构建为用户提供服务并将思想付诸实践的应用程序。

实际用户是我们最终要服务的人。

这四个群体中的每一个都有复杂的动机，它们以各种复杂的方式与其他群体相互作用。还有每个群体的 “失灵” 版本：应用程序可能具有剥夺性特征，DeFi 用户可能不知不觉地巩固了具有剥夺性特征的应用程序的网络效应，实际用户可能巩固了中心化的工作流程，而知识分子可能过于热衷于理论，过于关注尝试通过责怪人们 “不一致” 来解决所有问题，而不欣赏到金融动机（以及 “用户不便” 的去动机化方面）也很重要，可以而且应该修复。

通常，这些群体有一种嘲笑对方的倾向，而在我的历史中有时我也参与其中。一些区块链项目公然试图摆脱他们视为天真、乌托邦和分散注意力的理想主义，直接专注于应用和使用。一些开发者轻视他们的代币持有人，轻视他们赚钱的肮脏动机。还有其他一些开发者轻视实际用户，轻视他们在更方便时使用中心化解决方案的肮脏愿望。

但我认为有机会改善这四个群体之间的理解，每一方都明白它最终依赖于其他三方，努力限制自己的过度行为，并欣赏到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梦想并不比他们想象的距离遥远。这是我认为实际上可以实现的和平形式，既在 “加密领域” 内部，也在与价值高度一致的相邻社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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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的全球性质中的一个美妙之处在于，它为我提供了窥视世界各种令人着迷的文化和亚文化以及它们与加密宇宙互动的窗口。

我仍然记得 2014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看到了所有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迹象：交易所的规模扩大，员工人数增加迅猛，甚至比美国的更快，大规模的 GPU，后来是 ASIC 矿场，以及拥有数百万用户的项目。与此同时，硅谷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领域理想主义的关键引擎，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特点。以太坊的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以柏林为事实总部，正是欧洲的开源文化孕育了许多早期的关于以太坊如何在非金融领域应用的思想。

在这些年里，我看到了加密货币领域的各种文化和子文化，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不同的传统、价值观和方法。这个领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使得它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区，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这些交流和互动不仅促进了技术和创新的发展，也有助于促进理解和合作，为加密货币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以太坊及其两个提出的非区块链姊妹协议 Whisper 和 Swarm 的示意图，这些在 Gavin Wood 的许多早期演示中被使用。

硅谷（当然，我指的是整个旧金山湾区）是早期加密兴趣的另一个温床，混合着各种思想，如理性主义、有效利他主义和超人主义。在 2010 年代，这些思想都是新兴的，它们感觉与加密密切相关：许多对这些思想感兴趣的人也对加密感兴趣，反之亦然。

在其他地方，让常规企业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地方，人们都会接受比特币，甚至包括日本的侍者也接受比特币作为小费：

自那时以来，这些社区经历了许多变化。中国经历了多次加密打压，加上其他更广泛的挑战，导致新加坡成为许多开发者的新家。硅谷内部分裂：理性主义者和人工智能开发者，基本上在 2020 年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被《纽约时报》公开暴露个人信息之前还是同一团队的不同派系，如今已经成为关于人工智能默认路径乐观与悲观问题的独立派系，相互对抗。以太坊的地区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 2018 年引入全新团队来进行权益证明工作时，尽管更多的是通过新增而不是旧的消失。生死轮回。

还有许多其他值得一提的社区。

当我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多次访问台湾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自我组织能力和学习意愿的结合。每当我写文件或博客文章时，我经常会发现，一天之内会独立形成一个学习小组，并在 Google 文档上兴奋地注释每一段文章。最近，台湾数字事务部的成员对格伦・韦尔（Glen Weyl）关于数字民主和 “多元性” 的想法表现出类似的兴奋，很快在他们的 Twitter 帐号上发布了整个领域的思维导图（其中包括许多以太坊应用）。

保罗・格雷厄姆曾写过每个城市都传递一种信息：在纽约，“你应该赚更多的钱”。在波士顿，“你真的应该开始阅读所有那些书”。在硅谷，“你应该变得更有权力”。当我访问台北时，脑海中传达给我的信息是 “你应该重新发现你内心的高中生”。

Glen Weyl 和 Audrey Tang 在台北的 Nowhere 书店举办的学习会议上进行演讲，四个月前我曾在那里介绍过 “社区笔记”。

在过去几年里，我多次访问阿根廷，被那里的渴望和愿意构建以及应用以太坊和更广泛的加密世界所提供的技术和思想所震撼。如果像硅谷这样的地方是充满抽象远期思考的前沿，关于更美好未来的思考，那么像阿根廷这样的地方就是前线，充满了积极的动力，以满足需要立即解决的挑战：在阿根廷的情况下，是极高的通货膨胀和有限的全球金融系统联系。那里的加密货币采用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比在旧金山更经常被人认出。还有许多当地的开发者，他们出奇地健康地融合了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努力解决人们面临的挑战，无论是加密 / 法定货币转换还是改善拉丁美洲以太坊节点的状态。

我和朋友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咖啡店，我们使用以太坊支付。

有太多其他社区值得适当提及：设在迪拜的国际化和高度国际化的加密社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不断壮大的零知识社区，充满活力和务实的建设者在肯尼亚，科罗拉多州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 solarpunk 社区，等等。

最后，希望 Zuzalu 在 2023 年创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美丽的浮动子社区，希望它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独立茁壮成长。这正是我对网络国家运动的最大吸引力之一：文化和社区不仅是需要被保护和保留的东西，还是可以积极创造和发展的东西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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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学到许多不同的教训，这些教训因人而异。对我来说，其中一些教训包括：

贪婪并不是唯一的自私形式。懦弱、懒惰、怨恨等很多行为也可能造成伤害。而且，贪婪本身也有很多形式：对社会地位的贪婪往往和对金钱或权力的贪婪一样有害。作为一个在温和的加拿大成长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更新：我觉得我曾被教导相信贪婪金钱和权力是大多数罪恶的根源，只要我确保我不贪婪这些东西（例如，反复努力减少 ETH 供应的初始分配中前五名 “创始人” 的比例），我就满足了做一个好人的责任。当然，这是不正确的。

你可以有偏好，而不需要为为什么你的偏好是真正的绝对好做出复杂的科学解释。我通常喜欢伦理学，发现它经常受到不公平的诋毁，并错误地等同于冷酷无情，但这是我认为伦理学等思想在某些情况下有时会误导人的地方：你的偏好有一个界限，如果你过于强调它们，最终你会为为什么你偏好的每一件事情都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普通人的繁荣而发明理由。这通常会导致你试图说服其他人这些事后加工的论点是正确的，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相关的教训是一个人在任何情境下（工作、友谊或其他情况）都可能不适合你，而不是在某种绝对意义上是一个坏人。

习惯的重要性。我有意将许多日常个人目标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我尝试每个月跑一次 20 公里，然后 “尽量再跑多”。这是因为唯一有效的习惯是你真正保持下来的习惯。如果某事太难坚持，你会放弃。作为一个常常跨越不同大陆，每年乘坐数十次飞机的数字游牧民，任何形式的常规对我来说都很困难，我必须围绕这一现实来工作。通过 Duolingo 的游戏化方式，推动你每天至少做点什么，以保持 “连胜”，对我确实有效。做出主动决策很难，所以最好始终做出对你的思维产生最大长期影响的主动决策，通过重新编程你的思维，使其默认进入不同的模式。

还有很多其他的教训，每个人都会学到不同的东西，原则上我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是，从阅读别人的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也有限。随着世界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变化，从其他人的经验中获得的教训也会变得更快过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什么能代替通过慢慢积累个人经验的方式来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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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中的每个美好事物 - 一个社区、一个意识形态、一个 “场景”、一个国家，或者在非常小的尺度上，一家公司、一个家庭或一段关系 - 都是由人们创造的。即使在那些你可以编写一个合理的故事来解释它如何自人类文明和十八个部落的黎明以来一直存在的少数情况下，过去的某个时刻，也确实有人必须实际编写那个故事。这些东西是有限的 - 无论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的本身，还是作为你所经历的东西，都是底层现实和你自己的构思和解释方式的融合体。随着社区、地方、场景、公司和家庭的消失，必须创造新的来取而代之。

对我来说，2023 年是观察许多事物，无论大小，都渐渐消失在时间的远方的一年。世界正在迅速变化，我被迫使用的框架来理解世界也在变化，我在影响世界方面的角色也在变化。有死亡，一种真正不可避免的死亡，即使在人类生物衰老和死亡的困扰被从我们的文明中清除之后，它仍然会继续存在，但也有诞生和重生。继续保持积极并尽力创造新事物是我们每个人的任务。